政府的税收很多并不一定是好事。
而且，货币区域化对本国经济、金融开放程度要求较低，我国可以在资本账户未完全开放的情况下推进人民币区域化。无疑，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壮大，金融改革不断深化，人民币终将成为国际货币，但这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是我国的长期努力的方向。
此外，区域内许多国家并无本币与人民币直接兑换的官方汇率，而必须通过美元等硬通货换算，或通过黑市高价兑换。三是我国金融市场还不成熟，汇率形成机制还不完善，制约人民币成为投资工具、汇率避险工具和储备货币。我们清醒地看到，人民币区域化进程也面临不少制约因素。四是周边战略安全变局制约人民币成为周边区域主导货币。进一步发挥香港离岸市场的作用，允许香港金融市场开展人民币存贷款、结算、融资和其他人民币资产业务。
俄将贸易本币结算推广到独联体国家，并倡议在上海合作组织实行，也希望与我国的本币结算从边界贸易扩大到一般贸易。东盟内部经济一体化加快，目前正在考虑建设关税同盟和共同市场。这两项工作在十五大之后有了相当大的推进，特别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小企业改制，使中国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比如，风险投资(VC)和私募股权基金(PE)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制度安排。研究这类问题，需要运用索洛提出的新古典增长模式。不要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地方政府和媒体一般倾向第一种意见。
主要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一方面，硬着陆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另一方面，我们还有30年经济发展实力的积累，而我们的宏观当局——中央银行的专业水平较高，如果方针定得正确，他们维持经济的短期稳定是有可能的。
现在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1992年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凯恩斯框架失灵：中国的问题是长期问题近些年我们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
苏联在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沿袭了西方国家的早期增长模式，把它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道路。这种方式存在很多弊病。有人说我们已经实现软着陆了，也有人认为中国恐怕就要硬着陆了。对于汇率市场化的改革，中央领导在中美高层会议和其他场合也表明了态度，要继续进行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2009年，我国用超强的扩张性货币政策把增长速度又拉了起来，但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仍未解决。出口导向政策成功地执行了十年二十之后就会出现两个问题：从微观上看，因为出口企业得到了政策优惠，它们的创新动力就会大大削弱，有些国家就此变成了产品没有自主技术含量的所谓劳动密集产业专业户。
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一方面内在动力不足，想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就需要继续采取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中国虽然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政府职能还有待转变，国有经济布局的战略性重组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制改革都还行在半途，所以我说大关仍然未过。
但是大企业的改革进行得不那么顺利。就利率形成机制来说，中央银行已经表明态度，要加快市场化的进程。二是造成了劳动者的贫困化和阶级斗争的尖锐化。对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原则上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是让中央给地方更大的财权;第二种是中央和上级政府承担更大的支出责任。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于是，经过一段时滞，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
如何能够在这两匹马都不跑的情况下把这个车往前拉?结论就是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就是用4万亿的投资、10万亿的贷款来增加总需求。另一方面，货币超发后续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又需要采取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来抑制房地产价格和物价上涨的势头。
关于财政体制的完善，大家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即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这两样的市场化改革都应当抓紧进行。货币多了，流入资产市场就会形成资产泡沫，流入消费市场就会造成CPI提高，也就是通货膨胀。为了推进改革，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非常困难。
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以后，美国的居民储蓄率提高了3-4个百分点，相形之下，我们依靠净出口维持高速增长方式的问题显得更为突出。
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问题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
如果小企业不能有一个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这种做法造成了两个积极后果：第一，出口加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使得大约2.5亿农村低效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城市相对高效的加工业就业，也使得整个城市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在大系统最顶层的设计作出以后，大系统下的各个子系统都应有相应的设计。如何选择需要经过充分讨论赶快作出决断。那么，什么是增长模式?说得简单一点，就是靠投入资源、还是靠提高效率来实现增长。经济决策两难：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并存在充分估计出口导向政策对于支持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作用的同时，也应当看到，正如采取这种政策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台湾等的经验告诉我们的，这种政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成功实施以后，都出现了问题，例如货币超发、流动性泛滥、资产泡沫的膨胀，等等。
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像日本、台湾，主要表现出都是资产市场泡沫形成。甚至失业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这两个问题会导致资本主义走向灭亡，资本主义的丧钟就要敲响。总之，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增长缺乏内在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处在一种两难的状态之中。
改革要有顶层设计：明确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体制我们现在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和扶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但学过宏观经济学的都知道，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分析处理的是短期问题，连凯恩斯本人也从来没有说过可以用它来分析长期问题。
